因毛主席的乡音而引发的故事：藏不下一个营；叫警卫来了陆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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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4亿人口，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出了特定的乡音，甚至古代有“百里不同音”的说法。

　　于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少年时基本上只在老家附近活动。直到其表兄文运昌向他介绍附近有了新式学堂，他才第一次知道外界有那么多新事物。

　　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一直到晚年，说话都带有非常浓重的湖南口音。当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普遍现象。后来求学直到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其口音并没有为他在湖南地区开展工作带来麻烦。

　　但是当他经人介绍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第一次体会到了同北方人交流时的不便。但后来他又回到南方闹，这个问题暂时就被掩盖了。

　　但是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并在一年后到达了陕北。再一次从南方到了北方，不得不接受同当地人在口音上的巨大差距。

　　当然中央召开的会议因为以书面报告为准，即使在谈话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误会也能消除。但是同老百姓日常交谈时，就不得不面对鸡同鸭讲这样的尴尬场面了。

　　1937年1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正式进入了延安城，这里也就成为了中国的新圣地。然而很快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铁蹄踏遍山西逼近陕北。

　　而从1938年11月至1941年10月日军连续空袭延安，据《解放日报》统计日机共投弹1690枚[1]。

　　这一天毛主席还像平常一样身着便装在附近走动，突然看见一个农民正在挖防空洞，而且工程已经完成大半。毛主席走过去同他打招呼，然后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挖的这个洞洞，能不能藏下一个人呢？”

　　这位老乡虽然不认识毛主席，但是也猜得出他是我党的大人物。于是向毛主席回复道：“这个洞太小了装不下一个营，一个连都装不下，最多能装下一个班。”

　　毛主席听完一头雾水，这怎么能扯到一个营上呢？但他很快意识到他说的“人”，和陕北人说的“营”发音非常接近。

　　而且一边说，一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来比量。可他似乎忘了在中国一根手指头可以表示数，也可以表示计量单位。

　　因此那位老乡依然认为毛主席问他是否是能容纳一个营，然后重新回答一遍。直到他注意到毛主席用手指对着自己，才恍然大悟毛主席问的是一个“人”。

　　到了第二年3月随着全国战局的转变，没有回到收复后的延安；而是带领周恩来等人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并最终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

　　在西柏坡期间毛主席同之前一样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文件和电报请示。以至于当时中央甚至规定毛主席的警卫不得主动搭话，以免打扰他思考问题。而毛主席如此忙碌，有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刚才要做什么。

　　有一天毛主席正在低头批阅文件，突然对着门口喊“警卫”。毛主席让警卫员进去办事，可碰巧值班的是一位刚来不久的、河北籍的警卫员。他听后反而离开了院子，而毛主席则继续忙于手头工作。

　　陆定一得到毛主席警卫员的报告，以为主席找他有急事赶紧来到主席的办公室。之后他却看见主席正在忙碌着批阅文件不忍心打扰，于是就一个人坐在一边静静地等待。

　　可是毛主席过于专注于工作，已经把刚才叫警卫这件事儿给忘了。而陆定一在旁边毫无意义地干等心中也越来越困惑，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事让主席把我找来，可现在又对我完全不理。

　　终于毛主席在工作之余猛一抬头，看到了已经等候多时的陆定一。毛主席感到非常奇怪，就问陆定一怎么来他的办公室了。

　　毛主席这才停下手中的工作回想起刚才他说的话，对陆定一说：我刚才是叫警卫进来，怎么把你给叫来了？

　　毛主席把警卫员叫进来，他一脸困惑地向主席说：难道你刚才不是让我去找郑位同志吗？一听这话毛主席和陆定一顿时都明白了一切，这还是要从转战陕北说起。

　　1947年3月当中央放弃延安时，毛主席给自己起了代号“李德胜”，给周恩来起了个代号“胡必成”。

　　与此同时将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人员按军事编制所谓的“昆仑纵队”，于是给任弼时了代号叫“史林”，即司令的谐音。而陆定一成为了昆仑纵队政委，于是毛主席就给他起了代号“郑位”。

　　按理说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之后，这四个人的代号就应该取消。但这名战士还记得当初昆仑纵队时各位的代号，再加上他不适应毛主席说话的口音就把“警卫”听成了“郑位”。

　　毛主席从小就博闻强志，学习一些常用字后就到处阅读书籍报刊，毛主席曾经说过他努力从古籍中学习战争经验，主要是《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

　　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毛主席也不得不丢弃了大量珍藏的书以便轻装上阵。而他对知识的渴望是不会被改变的，也希望从古人的智慧里找到成功的经验。

　　于是在长征过程中除了命令要通过打土豪的方式，解决红军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外。每打下一个县城都要获取官方的县志和邮局的报刊，以便能够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敌方的动向。

　　毛主席这才意识到他刚才所说的“水浒”和“水壶”高度谐音，这名战士又没有读过任何和《水浒传》有关的书籍。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后毛主席再也不会为寻找某样东西闹笑话，但是这不意味着之后就不会引发一些乌龙。比如有一次毛主席和文工团年仅16岁的吴凤君谈话时，问起她是否看过《红楼梦》。

　　吴凤君说她只看过一遍，可里边的好多句子读不懂，好多字也不认识。毛主席就主动提出：“以后你哪个字不认识只管来问我好了，我可以教你”。

　　毛主席一听不高兴了，说他当年可曾经做过小学教员呢。吴凤君赶紧解释她不是不相信毛主席的能力，只是担心会影响毛主席的工作，其他人知道了有可能把她撵走。

　　可他的口音还是造成了一定的误解，有一次吴凤君想起了一个字就问毛主席：“主席，有个字，左边有个软耳朵，右边是个员外的员，怎么念呀？”

　　结果吴凤君就真的按照毛主席那浓浓的湖南乡音的读法，一直把“陨石”念成“润石”。当然这也不排除因为字“润之”，在当时文化不高的人心里“润”的印象更深刻。

　　1986年在基本实现了成年人扫盲之后，国家又开始普及普通线] 。到今天全国大部分人民都可以用普通话进行无差别交流，类似于毛主席和人之间的误会已经彻底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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