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新闻的对外报道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3-04-05

重大新闻的对外报道

  中国新闻社在建社之初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少有自己采写的重大新闻。当时的报道重点是一草一木的侨乡新闻、文化体育新闻,社会新闻以及人物等方面的新闻。

  这种报道方针在外部世界封锁新中国的声音,海外宣传猖獗,人们对新中国还有种种戒心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这场伟大变革的详情,他们关注的不只是自己家乡的变化(年轻一代华人的家乡观念已相对淡薄了许多),而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因此,采写适合海外读者需要的重大外事活动,经济建设成就、军事、科技成就以及经济体制改革重大步骤等方面的新闻,便被提到议事议程上来,成为中国新闻社日常报道的重点之一。

  人们都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第一颗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人热泪沾襟,情绪是何等激动!当时,海外华侨更是奔走相告,欣喜欲狂。他们觉得,祖国真正强大了,自己也可以在洋人面前挺起腰杆做人了。

  广大华侨大都是在国弱民贱的旧中国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的。他们身居异域,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倾听来自祖国的每一点信息,故园面貌日新,亲人平安康健,固然可以引出思乡游子的欢欣泪,但尤其使他们感奋的是祖国站立起来的呐喊,那阔步前进的脚步声。

  为满足读者的这种需要,这几年来,我们在报道重大成就方面做了一些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每当扬国威、振侨心的重大新闻发生时,即从各个侧面去进行一次战役性报道。

  1984年3月和1986年1月,我国两次成功地发射人造卫星,我们都派记者去做了现场报道,发了消息、通讯,还介绍了卫星发射站的情况,访问了有关专家等,每次都发稿十几条。

  中国的四化建设其一就是要实现国防现代化。过去很少触及的军事报道领域,近几年来已取得不少开拓性进展。对外军事报道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报道我军装备的改进,军事科学现代化、军事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军队素质提高等方面的情况,扬军威,壮国威。实践证明,这方面的稿件是十分受读者欢迎的。

  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成就,最能激发居住在不同地区、不同态度的中国海外同胞的民族自豪感。中国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杰出表现,在海外曾形成一股旋风,对的宣传和“三不”政策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大大增强了海外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

  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的成就越大,广大人民群众对实现共同理想的信念就越坚定。”对海外传播四化建设的重大成就的喜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提高海外同胞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与国内同胞团结一致,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

  加强针对性是对外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针对性就是针对读者的疑虑、戒心和猜疑等,进行有的放矢的报道,以达到释疑、破怕、澄乱的作用。

  读者由于所处环境、地位的不同,对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有些问题带有相当普遍性。比如中国的政局是否稳定?中国的变更是否会导致现行政策的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会遇到阻力而停顿?有的则担心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会导致两极分化,引发新的社会等等。此外,想同做生意的人特别关心投资环境和市场情况等。同胞和港澳同胞特别关注祖国对港、对台政策有何变化等。

  读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不仅带有普遍性,而且具有持续性,有不少疑虑不是通过一两次报道就可以消除的。比如对白桦的一篇作品进行批评,海外就担心又要搞运动了。《红旗》杂志发表批评刘再复文艺观点的文章以后,海外就担心是否又会引发出一场“灾难”?这些疑虑说明,读者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对文艺界正常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为是中国政局是否稳定的一种表现。

  针对性应贯穿在我们所有的日常报道中,据已有的实践,上的重大新闻,往往是海外读者关注的“热点”。如果我们能不失时机地进行有的放矢的报道,宣传效果就比较显著。

  读者出于对中国政局的关注,向来十分关心高层的有关情况,海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往往在这个问题上散布流言。比如1982年,海外有人在与许世友关系上造了不少谣言,我社记者在会上抓拍了一张与许世友亲切交谈的照片,在海外见报后谣言不攻自破。1985年春夏期间,海外盛传中国高层要变动。6月1日中国总理出访前在机场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外国记者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中国总理明确提出,港报的猜测是没有根据的。在国内多家新闻单位同时参加采访的情况下,中新社发出的一条很有针对性的独家新闻。这条新闻后来获得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读者对中国现行政策是否会改变疑虑很多。党和国家在会见外宾时不断对此进行解释。我们在报道中都注意到读者这种疑虑,从而反复地进行报道。1985年夏天,海外盛传中国的开放政策又要收缩。我们在报道活动时都注意突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点,并配发一篇《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不变》的述评,此稿在海外有一二十家报纸刊用,对澄清起了一定作用。为了消除读者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产生的重大疑虑,我们则采取连续报道的办法,从各个不同侧面给读者提供答案。1986年3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香港居民对我在大亚湾兴建核电站疑虑重重,加上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拨,签名要求停建或缓建核电站的人号称百万之多。在此后几个月中,核电问题依然是香港地区的焦点。7月,香港分别有两个代表团访京,一个要求停建或缓建核电站,一个则要求了解核电站建设的安全保证问题。由于读者疑虑主要来自对核电知识的缺乏,因此我们除了报道中国政府对兴建核电的态度外,主要报道专家们从各个角度对核电安全的科学解释,中国核电在国际上的投保情况等,整个报道持续了4个月之久,播发了几十篇稿件,对平息那场风波起了作用。

  我们是为读者服务的,同时,我们又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影响读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对外报道中,如何运用灵活多样的写作手法,使我们写出来的新闻读者愿意看、愿意接受,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民间面目”是中国新闻社与生俱来的一大优势。这几年来,我们在发挥“民间”优势报道重大新闻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一个新闻事件能否构成重大新闻,主要根据事件本身意义的大小以及在读者中影响程度的大小来判断。有的新闻事件不论对内报道或对外报道都可成为重大新闻,如卫星上天、国家发表政策性谈话等等。有的对内报道是重大新闻,对外报道则构不成重大新闻,比如老山英雄事迹报告会、红军长征结束五十周年纪念会等。有的新闻事件对内报道摆不上位置,但为海外人士所关注,则应当成重大新闻处理。比如香港总督尤德在北京突然病逝,当天香港下跌60点。对香港居民来说,这不仅是重大新闻,而且是特大新闻。

  1979年桂林飞机失事,因乘客中有不少是港澳人士,对港澳地区来说,这个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压倒一切,占据港澳报纸多天头版头条的位置。中新社是专门对港澳、海外做报道的通讯社,这当然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报道题材。驻广西记者为此立即奔赴现场,从各个角度做了详尽报道,相当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当成重大新闻来处理,需要我们做出独立判断。而做出这种判断的重要依据是海外读者需要。

  胡风逝世一年多才举行追悼会,其间海外议论颇多。因此,我们在报道这个追悼会时,就当成重大新闻来处理,不仅发了追悼会的消息,还采访了胡风家属,写了通讯《胡风身后》。这篇通讯在美国有多家华文报纸刊载,反应很好。

  1986年7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陈慕华宣布:即日起人民币对各国货币的汇价下调15.8%。当时对内报道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而从对外报道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条十分重大的经济新闻。我们的记者立即四处打电话要求金融界人士做些解释,但都杳无回音。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接受我社记者采访,认为这个决定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影响很大,它可以促进我国的出口,限制进口。当时,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性报道的唯有中新社一家;而我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穷追不舍,是因为认识到此一新闻事件对外影响之重大。

  所谓报道角度指观察问题的立足点,中新社的性质决定它的记者在报道时,可以用一个“民间人士”的身份,来描述所要报道的事实,并可以用“民间人士”的口吻进行夹叙夹议。这样,写出来的稿件就显得比较客观,读者比较容易接受。

  比如每年一次的会议开幕新闻,是比较庄重、严肃的题材。中新社的报道可以舍弃诸多会议程序,出席名单等读者并不十分关心的内容,对政府工作报告也不必面面俱到,详尽摘要。中新社报道六届一次会议开幕的一条专电只有800多字。

  这条新闻中没有大串的名单。导语是这样写的:“六届一次会议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彭真的开幕词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表明,即将组成新政府的任务是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多项既定目标,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

  “作为政府总理,这是他第三次向人民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与前两次报告相比,似乎更有信心了。他列举了这届政府五年来在、经济、科学、文教、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外交等十个方面的成就,说这五年是克服困难、走上健康发展轨道的五年,是人民心情舒畅、国家蒸蒸日上的五年。他所指的困难,包括不称职的前总理造成的困难,他在报告中不点名地指责1978年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实行冒进方针,加剧了经济困难。”

  这条新闻后来在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奖。从稿件中,除了可以看出记者具有纵览全局,驾驭重大题材的本领,掌握娴熟文字技巧的能力之外,还可以看出更主要的一点,记者不是站在新闻发言人的角度,而是以民间人士、旁观者的身份来报道这个事件的。中国新闻社的这种“民间”优势给记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天地。

  1986年3月,周而复因犯严重错误被开除党籍和撤职。他是中央提出要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之后,第一个受到处分的高级干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在报道口径与新华社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增加了一段夹叙夹议的文字:

  “与惯常做法不同的是,这次在处分这位同时又是作家的周而复时,并未因此次犯错误而禁止发行周的作品。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85年12月25起每日播出他的小说《上海的早晨》,现仍继续播出。他的作品也在继续发行和出售。”

  在周而复被处分的消息发表之前,海外报纸早已报道周犯错误的有关情况。当时海外各种议论都有,很有必要加以澄清。这也是中新社利用“民间”优势报道重大题材的一个成功的例子。

  新闻是对客观事物的描述。侧面报道不同于正面报道的是从事物这个大晶体的某一个棱面来描述事物的。许多外国记者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报道中国的重大新闻事件。中新社由于条件限制,在未能获得对某些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正面报道的情况下,也往往努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比如“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前夕,国内主要新闻单位都报道了这位科学家的杰出成就。这些报道都正面报道他在科学方面的贡献。直到邓稼先逝世之后,我们记者才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题材,采访了邓稼先的家属。结果,记者发现了一片未被他人触及的新领域:邓稼先在处理房子、孩子、车子问题上,表现出一个高级干部的高风亮节。记者就此写出《核弹元勋的“三子”》的文章,给这位杰出科学家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人物侧影。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反响很好,上海《新民晚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予以转载,并发表评论称赞这是一篇好文章。此稿被评为1986年全国好新闻二等奖。

  有时为了使我社新闻有别于对内报道,也经常采用侧面报道手法。比如刘伯承的遗体告别仪式,这类题材对内报道必须采用正面报道手法,而中新社便具有很大灵活性,只写带领全家最早赶来与老战友告别这个侧面,整个遗体告别仪式只作为背景交代一下。这样处理,就和对内报道区别开来,突出了中新社新闻的特点。再比如唐山地震十周年之际,各新闻单位都派记者进行报道,而且都把反映唐山新貌作为报道重点。新华社播发的优秀通讯《地球上的奇迹——来自唐山的报告》,正面描绘了唐山十年来的巨变。中新社报道也是表现同样主题,但却从海外读者容易理解的社会生活这个侧面进行报道。

  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读者往往抱着欲知其详的心态,希望看到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这个事件的新闻。比如英国女王访华,人们固然关注那些会谈、宴会、游览方面的报道,同时也很想知道她住的情况怎样,每天吃什么菜等等,中国新闻社的新闻往往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以追求立体化的报道效果。采写多棱面的花絮性新闻已成为我们报道重大事件的一个特色。

  任何新闻机构都是靠报道翔实、准确的重大新闻在读者中建立信誉的。如果对报道范围内发生的重大新闻没有自己的声音,读者很难承认它是一家独立的新闻机构。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这也正是中新社面临的难题。

  我们在报道人物新闻、社会新闻、文化体育新闻方面,经验丰富,经常出现一些收到同行称赞的佳作。相比之下,在重大新闻采写方面还需要花大力气去改进,去探索。多发独家新闻和在写作上体现“民间”特色,是我们应当努力改进的两个方面。随着新闻改革的进展,相信我们在重大新闻报道方面会不断有新收获。

  中国新闻社,简称“中新社”,是中国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级通讯社,是以台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华人和与之有联系的外国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国际性通讯社。

  经定名,1952年10月1日,中新社由中国新闻界和侨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前全国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是中新社的创办人和领导者。发起创建中新社的还有金仲华、胡愈之、洪丝丝等文化界、新闻界知名人士。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担任第一任社长。中新社的前身是1938年在周恩来的参与策划下,由进步文化人士范长江、胡愈之等发起成立的爱国进步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 中新社担负的职能主要是:对外新闻报道的国家级通讯社,世界华文媒体信息总汇,国际性通讯社。履行职能主要通过四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通稿,专稿等;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网络、信息、视频、手机短信等;三是对海外华文报纸供版;四是社办报刊。

  中新社现有员工2000余人,总社设在北京,拥有46个境内外分社。在北京、纽约、香港设立发稿中心。建有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世界各地播发文字、图片、网络、视频、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信息产品,客户和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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