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新闻界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2-09-01

走进新闻界

  我负责编辑的《语文学习讲座丛书》顺利出版后,仍要回到工厂上班。孙起孟伯伯说,你不能再在工厂,那太浪费了。他问,你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当个记者,深入社会底层,为老百姓说话。孙伯伯很赞同我的选择,他建议我去新民晚报社,因为社长赵超构关心民间和底层。

  1981年5月23日,我进入位于上海外滩的九江路41号新民晚报临时社址,名义是借调。刚报到时,人员还很少,像我这样新加入团队的仅寥寥7人;资料也很少,想翻看旧的新民晚报报纸早点进入状态,没有那个条件。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搬运办公室用品,数着看一把把椅子陆续名花有主。到了7月份,上海举办中国青年杯国际足球邀请赛,报社领导决定实战练兵,把原来体育部的7个记者和已经报到的8个新人,全部推向足球场。记者前方采写,编辑坐镇编稿,然后演练印报和发行。我参加了头尾两项事,头是采访,尾是卖报。写足球的稿件,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从小踢足球,现场看足球,广播听足球,描绘足球的词很轻易地从脑子里窜出来。练兵结束统计的结果是,我登了33篇稿子,得到新人中最高的稿费,成了大户人家。哪知写完足球,我就被编体育版的吴崇文老先生点将,换到编辑组学编体育版。

  198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老报人逐步回归,新人马鱼贯报到,报社四楼的大平层办公室,人喊马嘶热闹起来,报纸复刊的三大战役计划开始出台。第一次战役,称为“11·11行动”,主要目的是内部试编。第二次战役,称为“12·12行动”。六个版编排好印刷五万份,公开征求社会各个方面的意见。第三次战役,称为“最后冲刺行动”。用一周时间,做《新民晚报》1982年元旦复刊的最后准备。现在回想晚报复刊初期的物质条件,的确很简陋,有如战争年代小米加。但聚集的队伍,也如当年的战士,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情,迎向“三大战役”。

  “11·11行动”,我的角色是给吴先生当助手。别的先生带新人,怎么编报,手把手开头结尾讲清楚;他教我,是拿一张报纸作样版,让我自己确定编什么、怎么编,编好给他看。这真叫出难题,好比拿出一件衣服让生手比着裁和缝,从哪儿下手都不知道。难题绝非难似哥德猜想,周围懂得从哪儿下手的人多了。于是,我一步步探索,一步步请教,一步步弄清眉目。这时候回过头去看吴先生的作法,那是逼将啊。

  第一次试报,其实试的是流程。但赵超构社长却从组版中,对编辑思想的正确领会产生了担忧,最不满意的是一版。四个新闻版的编辑都由一老带一新组成。这当口,编四版的新人突发肝病住进医院,编辑人员重新调整,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不知道领导是怎么考虑的,我被调到一版。带新手的人,是副总编辑任荣魁、冯英子和编委梁维栋。这样的三个元帅带一个兵的组合,将在第二次公开试报中,检验其可行性。

  12月10日,全体人员进入了“12·12行动”的准备。我坐在三位大人的旁边,请示自己做什么。三位大人似乎从未商量,意见却惊人一致地吩咐我,自己去编,编好我们把关。吴先生先前的逼将,是为这盘棋准备的?“12·12行动”的一版是我编的,尽管稚嫩,有了一点要闻版的晚报味,被通过了。与之相应的一版编辑组织格局,也就这么没有争议地暂定。而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在每天出报时间紧迫的状态下,等候旨意编报是不可能的。一版编辑的责任,我只能别无选择地承担起来,那种感觉,有点像冲锋前被选中的突击队爆破手。

  “12·12行动”编印的五万份报纸,公开在社会上征求意见。读者眼里,满是即将看到新生儿的喜悦。复刊发行采取凭票预定的方法,征定数竟达58万份,超过前发行量的两倍半。报社举行各界人士参加的复刊庆祝大会,黄浦体育馆几千个位子座无虚席。总编辑束纫秋致辞的第一句话说,欢迎大家来参加新民晚报复刊的追悼会。人们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场上霎时变得鸦雀无声。天意让他说出的这句错话,其实暗含晚报复刊条件的艰难和新民报人破釜沉舟、哀兵必胜的坚定信念。

  1982年,我40岁了。40年的生涯,恰好分为20年一个阶段。出生到20岁参军的20年,是长成;20岁到40岁,是磨炼;40岁到60岁退休的20年,我将怎样度过呢?天在问我,父亲在问我,我也必须问自己。我好似嘉陵江水汇入长江,从此顺势流淌了。顺势是顺大势,但流淌仍会经历曲折、遭遇险滩,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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