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竞职业运动员的身份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Mark wiens

发布时间:2022-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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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中国,火热发展的电子竞技文化已吸引了众多的游戏玩家投身职业,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电竞职业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在16至22岁之间,从而引发了社会、家长、专家学者等的担忧和持续观察。本文探讨职业电竞选手的动态身份转变和心理发展,通过对上海、广州、苏州和成都的15个知名电竞俱乐部工作的职业选手、教练、经理和评论员的深入访谈,笔者发现电竞运动员“去污名化”的身份转型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所经历的心理变化受到了多种因素的裹挟,究竟如何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帮助电竞运动员实现可持续发展,笔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思考。

  污名化即基于既有的“什么是正常的”社会共识,强调正常人与被污名化的个体之间的差异。研究表明,由于污名、偏见、歧视、刻板印象或社会排斥,被污名者的个人社会地位可能会下降,甚至导致自我调节能力降低。有研究者认为,“污名权”被定义为“通过使用与污名化相关的过程压制或驱逐人们的能力”,这一定义将污名的建构置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因此,与社会结构相关的污名化力量可能归结于一组认知和评估性的信念,即关于“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观念,这些观念被社会系统的成员共享并传播给新成员……从而实现一种持续存在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单位(人或职位)之间共享的社会关系模式(或行为意图)。

  在中国,“面子”被视为一种荣耀和耻辱的意识。它代表着他人的思想和感知中的声誉和社会地位。这些结构成分可能导致被污名化的个体内化刻板印象,使他们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下降。“面子”在宏观层面(例如结构性力量)或微观层面(例如日常互动)之间建立了权力关系。换句话说,和经济因素影响面子的程度的重要性可能会推动社会控制的建立。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中国文化中的面子与学业的成功成正比,与游戏成瘾成反比。当考虑失去面子的程度时,可能会“自我污蔑”或“内在化”的电子竞技运动员的社会文化观念仅是“认知和评估性信念”,这种信念不断得到支持,从而构成了当前数字时代的社会学问题。

  第一个污名源于对游戏这一活动本身的刻板印象,即“精神鸦片”,这一名词用于谴责游戏业的蓬勃发展导致年轻人沉迷于游戏。这种“声誉”给公众留下了阴暗、不健康或肮脏的印象。由于职业电子竞技选手的巅峰年龄在20岁左右,他们中只有20%或更少的人具有大学学历,中学毕业后,年轻的游戏玩家必须在接受高等教育和成为职业选手间作出抉择。在传统观念中,选择电子竞技而放弃大学教育,年轻的电子竞技选手会为父母丢尽“面子”。

  自2003年以来,尤其是2011年,三个主要因素推动了中国电子竞技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帮助电子竞技运动员建立信心和自我实现的关键力量。首先,中国政府发布了大量支持性政策推动电子竞技产业发展,针对游戏内容、游戏许可、游戏锦标赛,教育、教练和职业选手等诸多方面促进电竞产业的规范化与职业化发展。此外,如西安、成都、上海等地区推出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吸引电竞俱乐部和相关投资,从而刺激当地市场,获得税收。更重要的是,主流媒体已经开始将电子竞技选手称为运动员,而非游戏成瘾者,并且,那些赢得国际电子竞技锦标赛的选手也已被视为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其次,中国电子竞技产业获得了大量投资,其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整个电子竞技的产业价值链,改善了电竞生态系统的质量。第三,笔者从采访中得知,电竞俱乐部中日常的训练系统大部分都借鉴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的培训系统和价值链。在大多数俱乐部中,电竞选手可以清晰地阐释每日的强化训练系统,并接受心理咨询、团队管理培训、战略技能开发以及六轮招募制度等,从而从个体层面维持着电竞行业的竞争更新迭代。

  电子竞技不断进化的生态系统进一步影响着运动员的价值观与职业选择。电子竞技是一种“没有保障,不正式和不定期的工作”,这种观念曾经长期被民众认同。在过去的20年中,一是媒体报道、社会将电子竞技简单地与游戏成瘾联系在一起,间接导致职业运动员在青年时期错失获得进阶的训练甚至得到一份好工作的机会;二是职业电子竞技运动员容易被社会定性为“人生输家”,认为他们通过参加游戏竞技掩饰自己的失败,保住“面子”。以直播流媒体平台为例,作为电子竞技价值链的下游,从2015年底开始,多样化的直播平台获得了巨额投资,电子竞技运动员通过参加直播(例如在现场游戏节目中竞技和评论)展示专业技能,与粉丝保持密切互动的关系,获得虚拟礼物或出售游戏产品。同时,由于职业电子竞技选手的年收入差距巨大,因此,直播模式已经推动甚至倒逼部分电竞选手选择走向经济效益更高的职业道路,反而使其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职业比赛的关注与投入。

  “污名化过程对机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可能被大大低估了”,研究表明,污名化与文化认知信念上的权力流动有关(如面子) ,经济刺激(例如收入)和权威属性(政策支持)将被解构。作为社会控制过程,这些污名化的权力流动代表了电子竞技职业发展过程中心理转变的三个阶段:首先,电子竞技运动员很容易自我污名化,并通过“文化价值控制”这一方式在日常的社交互动中定位自己的身份,陷于“面子”的桎梏之中。第二,通过将电子竞技运动员标记为运动员来加强社会文化规范,为他们克服残缺身份提供了社会和环境。此外,资本的进入不仅提供了能调动电子竞技专业人士的社会资源,而且为中国电子竞技产业联盟的快速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三,被污名化的电竞选手的身份仍在被重新定义,数字经济赋能下呈现的复杂性,促使电子竞技专业人士必须参与艺人形象管理。这意味着污名化进一步损害了电子竞技玩家的职业能力。以上三个阶段相结合,说明了电子竞技运动员是如何改变自己的职业表现,进而将其融入职业实践中,以此来转变社会身份并减少污名化。

  研究结果表明,电子竞技运动员应在其职业道路上获得更多关注。这些年轻人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中,面临巨大压力时缺乏心理和情感发展的指导,因此,需要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制定来进一步引导年轻玩家的身心健康,推动职业电子竞技与游戏成瘾脱钩,主流媒体和制度化教育也应进一步在电子竞技去污名化管理中承担战略角色。同时,本研究提出应通过制定法律和出台政策规范电竞直播行业,以改善管理和加强未来电子竞技人才的职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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